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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與提多曾到克里特宣教，可能在周邊多個城鎮建立了教會。後來，提多留在克里特經營這裏的教會，「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並按照保羅的指示「在各城設立長老」(多一5)。設立長老是要叫他們「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多一9)。這些要被勸化或要駁到的人很可能不是教外人，倒是克里特教會的信徒。「他們說是認識神，行事卻和他相背」(多一16)，甚至有本地先知指斥這些克里特人是「常說謊話，乃是惡獸，又饞又懶」(多一12)。保羅吩咐提多「要嚴嚴地責備他們，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疵」(多一13)。基於「嚴嚴地責備」有機會換來「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疵」，所以有理由相信克里特這些教會創建的年日尚淺。
彼得前書的受信對象是一群具流散性質的信徒。他們是流散者(Diaspora)，是「客旅」(彼前二11)，也被稱為「被揀選的寄居者」(ἐκλεκτοῖς παρεπιδήμοις) (彼前一1-2，下簡稱「寄居者」)。「寄居者」是彼得前書對教會/基督徒的象徵性稱呼，主要是描述蒙父神揀選的教會/基督徒與世界及社會的關係，過於強調基督徒只作為暫居於世上的過客。這詞彙在第一世紀的意涵是用於描述那些沒有地區公民身分的外鄉人。
「寄居者」分布在五個位於亞細亞的羅馬省份──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彼前一1)。Karen H. Jobes作出一個更為有趣且值得參考的提案，她認為這些流散的信徒是一群因凱撒克勞第的殖民政策，從羅馬──也是被稱為「巴比倫」的地方(參彼前五13)──被殖民至亞細亞，輾轉散住寄居在這五個省份。如此，彼得前書的讀者就是一群確切具有流散經驗的信徒，也因為信仰的緣故而成為「寄居者」。
作為外鄉來的「寄居者」，在「寄居之地」難免感到陌生。他們的生活也因著充滿各種不確定性，就難免容易迷失。更因著生活習慣、語言文化及價值觀與原住民抱有的不同，他們容易招致原住民的誤解、不信任、歧視、毀謗，甚至是被敵視。那些在亞細亞五省未信主的人，因「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為怪，毀謗你們」(彼前四4，三16)。信徒更可能被惡待、受辱罵(彼前二23，三9)，在人的制度下因缺乏公民權利的保護而受虧損逼害(彼前二13)，又被威嚇(彼前三14)。
於是，使徒彼得寫信鼓勵置身於這種艱苦處境的信徒(寄居者們)，不要因為孤獨感、被毀謗及受排斥的壓力而走回那舊路：去「效去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彼前一14)；或恢復對偶像的敬拜，就是那些他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彼前一18)；或追念往日不信的時候之行徑：「行邪淫、惡慾、醉酒、荒宴、群飲，並可惡拜偶像之事」(彼前四3；另參彼前二1)。
彼得勸勉信徒們，總要持定他們是蒙父神揀選的「寄居者」群體(彼前一1-2)。面對對他們存敵意及誤解的社會，他們要以「敬畏」神的心度「寄居的日子」(彼前一17，對比彼前二17)；要禁戒私慾，與這些肉體的私慾爭戰(彼前二11)；又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樣，以苦難為試煉(彼前一6)，以端正的品行使那些毀謗他們的人自覺羞愧(彼前二12，三16)。同時，作為「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彼前二9)，「寄居者」彼此「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要辱罵，倒要祝福」(彼前三8-9)；彼此要如同家人，作長老的要牧養神的群羊(彼前五2)，「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彼前五5)，同心面對將要臨到的火煉之試驗(彼前四12、17)，藉此就能宣揚那召我們者的美德(彼前二9)。
面對香港的社會環境經歷急遽的轉變，我們像由原住民驟然變成「寄居者」。信徒們在面對各種各樣違反聖經教導及不公不義之事如雨後春筍的出現，加上異文化的各樣扭曲崩壞的價值觀的衝擊與挑戰，彼得前書給我們很多值得傾聽的教導與勸勉。